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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洛陀文化:论《密洛陀》的“创世”史诗中的自然文化观

发布日期:2018-06-08 22:53:44    来源:unknown    作者 :unknown    浏览量:32375
unknown unknown 2018-06-08 22: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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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密洛陀》的“创世”史诗中的自然文化观

  【摘 要】布努瑶民族创世史诗《密洛陀》在描述人类和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中以“创世”精神表达出自然文化观。创世一方面指创造人类自身及其文化,一方面指创造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认自然的文化意义和人化特征。自然文化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维视野,人与自然关系既有互动、互生、互为因果的关系,从而构成和谐互利的一面,又有对立矛盾、冲突的一面,人类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改造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从而获得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平衡的发展。

  中国论文网 /1/view-3820.htm

  【关键词】创世;自然文化;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生存处境

  【作 者】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125-007

  “Creation” of “Miluotuo”, the Compos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cology’s Concept

  Zhang Liqun

  Abstract:“Miluotuo” expresse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view with the spirit of “creation” in describing the Bounou Yao ethnic’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Creation” on the one hand ,refers to the creation of human cultural, on the other hand refers to the creation of natural cultural, thu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humanized features are recogniz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natural ecological view shows the multi-dimensional visual fiel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ve, alternate, reciprocal causation, so as to constitute a harmoniou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side, but also embodies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side. It’s necessary for mankind to conform and transform the nature while transform mankind itself, and finally acc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balanc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Creation of“Miluotuo”epic;Natural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rmony;Living condition

  每一部民族史诗,无论是西方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一部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集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曲艺等说唱艺术、口头文学于一体,集中反映出民族的心灵、精神、性格、人性,更集中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孕育、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具有审美、艺术价值,又具有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广西瑶族的一个分支布努瑶创世史诗《密洛陀》①就是一部反映和继承这一民族历史、文化的口传文学,经本民族的文人作家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之后,才使这部鲜为人知的大型万行史诗公诸于众,引起了社会以及学术界的重大反响,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者络绎不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任何民族史诗,尤其是创世史诗,与人类各民族在其原始发生的过程中的经历一样,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创世故事的内容、情节、主题具有诸多相似、相同之处。但也由于各民族的差异性和个性特征,其文化传统、历史沿革、社会语境就有某些不同,从而表现出史诗人物塑造、故事设置、叙述方式、价值取向都各有所区别,使各种类型的史诗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吸引社会和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解读兴趣。《密洛陀》作为布努瑶的创世史诗,除与其他民族史诗都具有的共性、普遍性、人类性之外,也还具有本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表达出这一民族的历史观、社会观、自然观、文化观、审美观。从其创世史诗的创世角度而言,更多地涉及到这一民族的原始发生当初的历史记忆,也就更多地涉及到这一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定语境,从而在这一特定语境下产生出来的自然观中所凝聚和蕴含的民族意识、观念、思维的文化精神。

  《密洛陀》所反映的民族创世史观中所表现的自然观,表达出这一民族对自然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也表现出这一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对自然的态度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和对理想的追求。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是以人类及其民族的眼光去看自然,自然在其视域和语境中已生成为自然文化,自然具有文化的意味,具有人类的意味,具有民族的意味。从自然文化以及自然文化观这一角度来探讨《密洛陀》的价值和意义是重要和十分必要的。

  一、《密洛陀》的自然文化观的形成原因和根据

  自然是一个作为与文化相对而言的概念,也就是指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自然界和自然物。尽管自然这一概念的语义在人类使用的过程中,因语用和语境的不断转换而又赋予了许多新的涵义和内容,但其作为自然物的自然而然和自己而然的而非人为主观的客观属性则固定下来。因此,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存在自然。但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足迹以及人类打印在自然上的痕迹越来越多,几乎遍及整个地球的每一角落,这样自然就纳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语境中,自然就成为人的认识、改造、利用的对象,成为人类生存、存在、生活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因而自然相对人类而言,除具有存在自然的涵义和意义之外,还具有了价值自然的意义。正如王学谦先生指出的:“存在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事实判断,是认识范畴,它的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价值自然就是人的目的、需要的体现,是人的主观选择,是价值判断,它的价值是一种道德价值,是道德价值观的范畴。前者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后者的目的则在于构建人道。”②这就是说,自然除其自然属性之外,还具有相对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而生成的价值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尤其是经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意识活动改造过的自然,具有属人的特征,从而被马克思称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成为人”③,也就是说自然在人类社会中已文化化、人性化了,自然是文化中的自然,文化在自然身上打下烙印,因而称之为自然文化。其实,就人类在其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自然观而言,就意味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观念中就必然包含着人类的需要和目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和功利追求。因此,任何自然观就已经将自然视为价值自然或者自然文化,只不过自然观在历时性发展和共时性建构过程中的不同侧重和逐步发展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自然观或自然文化观,也会形成不同阶段、不同语境的侧重,更会形成其认识视野的大小远近的程度不同。

  《密洛陀》作为民族创世史诗,应是远古民族历史记忆的表现,是原始社会的朦胧意识的表现,何以证明其自然观为自然文化观呢?根据和理由何在?

  其一,史诗作为口头文学其文化承载具有流动性和不断创造性。任何口头文学,无论神话,还是民间传说故事、民歌民谣、曲艺,都因其无法以文字书写为物质载体固定下来,而是通过口头传承而具有流变性和增减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因此,《密洛陀》史诗的流传至今,在我们所见到的文本中就会既保留和保护了远古的记忆,又会存在着千百年流传中不同时期观念、意识的渗入。就其自然观而言,就会既带有原创时期的远古历史的自然观,也会带有此后流传中不断产生的一些新的自然意识,从而逐步使存在自然转向价值自然,或者说自然的两种属性的比重逐步发生变化。即使在价值自然观中也会因不同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成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自然观或自然文化观,表现为人类对自然恐惧、敬畏、冲突、和谐、利用、改造等不同的态度和情感以及复杂、矛盾、多样的态度和情感。这实际上正是由于史诗的口传文学特性所造成的并非某一时段的产物而是不同时段交织产物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形式,明显会表现出其不同时期所留下的多种层面的痕迹和历时性发展痕迹。因此,《密洛陀》作为民族创世史诗,不仅以其民族原始文化的原创意识中形成的自然文化观描述了人与自然关系,而且在其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和完善其自然文化观。

  其二,《密洛陀》创世史诗中所描绘的布努瑶民族生存环境决定其自然文化观。瑶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各支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一个从迁徙到定居的过程。据学者考证,“早在中国历史进入氏族时期,和华夏族群相关存的三苗族群,就是他们的祖先。秦汉之前,是属于荆蛮的一支。主要集中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及沅江流域一带。以后一部分迁徙到江淮。其大部分仍在湖南西部、北部,到唐宋才迁徙到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腹地。”④瑶族及其分支,包括布努瑶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剥削阶级对之加以压迫,迫使他们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⑤可见,《密洛陀》所描绘的布努瑶是由于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而被迫迁徙入深山老林,甚至是从来未尝有过人迹的蛮荒之地的大自然中,这种险恶但又能逃避迫害的大自然环境就构成其生存、存在、生活的环境,也就使其首先面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影响人类在自然中的活动。也就是说,布努瑶民族的形成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而非社会环境,逃离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躲避进自然环境中也就决定其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与自然密切相关。其民族与文化的自然化倾向和自然的民族化与文化化倾向,通过双向互动作用表现突出。这对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布努瑶而言就必然产生出自然的观念,进而将自然视为其民族与文化生存、存在、发展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对自然的恐惧、顺应、崇敬、改造就成为其生活和生存意识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其三,《密洛陀》的创世史诗与人类的其他创世史诗和创世神话一样,对人类的起源、发生及其源头、缘起的寻根意识和历史文化传统记忆,使其创世叙事都趋向于人类的“创世”意识,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开创性,集中表现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中。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同时也改造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了自然的属性,自然就越来越属人化,越来越文化化,从而使存在自然成为价值自然,自然成为自然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的必要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然文化是人类逐渐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自然文化中凝聚人类的本质和本质力量,是人类对自我、对其文化的确证。《密洛陀》创世史诗从“创世”这一人类史诗的母题角度,必然会切入到人类和民族发生初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其矛盾和冲突中去揭示人类的开创性、主体性、人类性及其文化性。

  其四,《密洛陀》作为布努瑶民族创世史诗,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定位,决定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自然文化观。少数民族因其少数而相对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而言,是弱小而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在历代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与民族歧视下,往往被排挤和驱赶到深山老林的大自然中,因而少数民族过去往往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远离中心,远离都市,在客观上形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劣势,这就使他们更多地接近自然。从社会形态角度而言,则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或自然生活形态,从而与同一时期的较为强大的优势民族的社会形态形成较大差别。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还生活在原始社会形态时汉族及其中原文化则早已进入封建社会。这样相对于汉族这一主体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而言,少数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自然文化形态。布努瑶民族分支从瑶族的迁徙过程来寻觅其民族发展史就不难推断其历史形成和民族形成也不过是一千多年,当时应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布努瑶当时则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其在原始社会形态中的基本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文化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缔造的,其文化的特质和特征也带有自然文化的倾向,从而也决定其自然观为自然文化观。

  由此可见,《密洛陀》创世史诗在表现民族创世和民族生成的历史活动过程中,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表达历史和表达民族的自然文化观的,也是通过其自然文化观来进行文化创造的,在文化创造的同时对自然进行改造而使之具有自然文化属性。我们不难由此推论,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的特质和特征具有在自然文化观影响下的自然的文化特质和特征,是进一步认清民族发展及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密洛陀》的创世精神中的人与自然互生关系

  《密洛陀》史诗的故事结构大体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布努瑶的始祖女神密洛陀及其子女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过程;第二部分叙述了布努瑶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中的反抗和迁徙过程;第三部分叙述了布努瑶的繁衍发展和分支立姓的过程。这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从民族起源和缘起角度来看,第一部分的创世是其史诗的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主体部分。围绕创世所展开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落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故事叙述,表现出自然文化观。

  任何民族在其史诗和神话传说中几乎都有创世的内容,也就是说任何民族都会对本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在民族历史中生成的文化传承有着浓厚的兴趣。归而言之,人类追问人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而来等问题,是人类对自身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产生出浓厚的人类意识、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创世显然是指人类创造世界,同时也创造人类自身,也就是说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人类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创造和改造活动是在劳动中实现的,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也就是说人类在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了文化并利用文化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对象的自然,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⑥自然是人类本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人化自然,是对人类自我的确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证的自然。一句话,自然是在文化创造中生成的自然,是一种自然文化。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的自然文化观是必定无疑的了。

  作为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少数民族,其自然文化观就会因人与自然关系所展开的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而形成多维立体的自然文化视野,形成其多维、立体、辩证的自然观。一方面,恶劣艰难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形成自然对人的威胁和侵害而构成人类对自然的恐惧、敬畏的复杂感情和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使其安身立命、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式的自然,则能给人类提供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人类享受着自然的惠赠和便利并形成对自然的尊敬、亲和的复杂感情和态度。这导致人类对自然的行为一方面是服从、顺从,甚至是屈从,以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资源,顺应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以人力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需要和意志,服从于人类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密洛陀》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布努瑶的自然文化观中就呈现出这样复杂、矛盾、多样的态度和情感取向,并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展开其多维文化视野。

  在这样的多维立体的文化视野中,布努瑶的“创世”精神体现出人与自然互动、互生、互为因果的自然文化观。作为史诗所描述的民族历史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思路就是“创世”。民族“创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创造人类、创造民族;另一层是创造自然、改造自然。从逻辑结构和叙事顺序而言,往往创造自然先于改造人类,因为只有当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成熟时,才有可能创造出人类。因此,从《密洛陀》史诗的叙述顺序而言,第一章《造天地日月》之后才有第二章《造二十四位男女大神》,也就是说“创世”首先是创造自然,其后是创造人类。只有当天地日月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具备时,人类才会由此而产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谁创造了自然。是自然创造了自然,还是人类创造自然,或者说是人格化拟人化的神灵创造了自然?无疑,创造自然的主体是布努瑶的始祖,也是布努瑶民族神,被称为布努瑶母亲的女神――密洛陀。那么进而追问的是密洛陀从何而来,密洛陀又是谁创造的呢?是自然的暖风和热气。第一章开篇就讲述风和气创造密洛陀的故事:

  咿?――/暖风吹过一百二十道岭/ 热气流过一百二十道山/ 暖风吹动不浪/ 热气升腾有因缘/暖风吹动铸造元些/热气升腾凝造雅些/风要造成洛陀得有个地方/气要化成洛陀得有个家园/元些是母亲降生的温床/雅些是亲娘出世的摇篮/啊嗬,央腊/――布九呀!

  显然,《密洛陀》史诗认定布努瑶的母亲女神――密洛陀是风和气造成的。风和气造就了温度和摇篮,“洛陀才从风里诞生,洛陀才在气中出世” 。诚如其他民族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在描述人类或民族创世时,也都曾追问创世的始祖从何而来的问题,大都最后归结为要么为动物所生,要么为石头所崩,要么为气流而化,要么为天地之合,等等。总而言之,归于纯粹的大自然的居多。这似乎是人类对其来自自然而又不能脱离自然的远古记忆和生存处境的反映和认识,表现出“自然是人类母亲”的观念,并深藏于人类的记忆深处和心灵深处,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折射出来。

  《密洛陀》史诗并未至此停止追问,而是继续追根溯源:

  咿?――是风造成了密洛陀/是气孕育了密洛西/又是什么造化了风/又是什么孕育了气/神仙师傅吹气变成大风/神仙师傅呼吸变成大气/什么变成神仙师傅/师傅不是自己形成的/大龙变成了神仙师傅/师傅是海龙来变成/大龙又是从哪来/海龙又是从哪生/铁石变成了大龙/海龙是铁石龙化成/又是什么变成的铁石龙/铁石龙怎样出生/透明的水滴造化成铁石龙/它靠晶莹水珠生存/啊嗬,央腊/――布九呀!

  显而易见,这样的追问是无穷无尽的,也是循环往复、互为因果、双向其生的。但就在这样的无限追问中,体现出布努瑶人对人类由来和自然由来的极大兴趣,体现出人类思维所展开的无限时空观念和对宇宙自然的无穷追问的探讨精神。更为主要的是表露出布努瑶对人与自然的互动性、互生性、互为因果性的认识,从而形成这样的“创世”的逻辑结构和因果关系:自然――母亲女神密洛陀――造自然天地日月――造二十四位男女大神――造自然万物:群山峻岭、江河湖泊、造桥、造树种、造林、造雨、造百鸟群兽、造谷类食物――造人类。在这一“创世”过程中,一方面因果链条所扣紧的各个环节几乎是一环扣一环;另一方面情感链条也联系着每一环节,贯通全过程,体现出人类来自自然,改造自然;自然也来自人类的创造和改造的人与自然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⑦人类形成了自然与人类生成的互动、互生、互为因果的自然文化观,从而奠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认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人类的自然价值观和对自然的价值取向及其对自然的评价标准。

  三、在“创世”精神指导下确立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性

  人类“创世”的过程既是人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创造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其发展的初始,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限,生产工具、生产力不发达,人类自身力量弱小等缘故,往往受制于自然,受害于自然,因而为人类生存、生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人定胜天”的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首先,密洛陀根据人类生存、存在、生活的需要创造天地日月。在第一章《造天地日月》中叙述道:

  她做成了一个大盖子/ 她做成了一个大底子/她用头把盖子顶起/上面的盖子成了天/再用脚向底子踏去/下面的底子成了地/从此天在上/象把张开的大伞/从此地在下/象张铺开的垫席/于是天地两分开/再也不会拢起来/头上是无际的天空/脚下无边的大地。

  密洛陀创造的天地,一方面说明了天地分开的空间正是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说明天地的无边无际的无限性,为人类创造出无限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造天地是依人类的需要和目的而造的,是为了创造人类的生存、存在、生活环境和条件,创造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家园。

  密洛陀创造的日月,也是基于人类的生存、生活需要,是当人类面临黑暗的威胁时对光明的需求。

  咿嗬――天是造成了/地是造成了/洛陀往后看仍然阴沉沉/洛西朝前看还是黑漆漆/没有光看不见天/没有亮辨不清地/宇宙一团混沌/大地一片死寂/洛陀又想起要造火把/洛西又想到要造明灯。

  这样,密洛陀创造了日、月,给人类和宇宙万物带来了光明,驱走了黑暗。其创造日月的深层原因和动机,一方面是基于人类为黑暗所困扰、威胁而陷入危险和困境,同时也会因黑暗而使人类的力量无法正常发挥而对黑暗产生恐惧、厌恶感;另一方面是基于人类对光明的需要和追求,从而使人类的视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也使人类在光明中更易于从事劳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其次,密洛陀根据人类生存的需要创造宇宙万物,包括群山峻岭、江河湖泊、造桥、造林、造雨、造百鸟群兽、造谷类食物等。任何所创造的对象,都与人类密切相关。群山峻岭为人类所居住的环境;江河湖泊为人类所饮用的水源;百鸟群兽为人类所狩猎谋生的对象;谷类食物为人类所食用的对象。这些都显然与人类实用功利相关,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生活资料。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类更适合于生存、发展的空间,创造一个自然万物互利、互用的空间,从而形成有利于自然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在第十章《造百鸟群兽》中叙述道:

  群山好看了/却阴森异常/大地可爱了/却十分凄凉/你们不是已经看见/江花开得多么艳/你们不是已经看到/百花开得多么鲜/百花开了也白费/没有彩蝶飞来/百花开了也枉然/没有蜜蜂来看/你们不是早看到/你们不是早见了/葡萄串串结满藤/枇杷束束?满枝/葡萄香甜有谁尝/枇杷可口有谁吃?

  显然,密洛陀创造宇宙万物,不仅是为了人类的直接需要和功利目的,而且是为了使自然达到生态平衡、生态稳定发展的目的,从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因此,密洛陀创造动物生命,创造宇宙万物:

  我要造老虎去管山/我要造猴子去看树/我要造黑熊去住林/我要造松鼠去攀木/我要造白西来吃果/我要造竹鼠来看竹/我要造黄?、麋鹿吃树叶/我要造野牛、山羊吃嫩草/我要造野兔坡上跳跃/我要造野马原野奔跑……

  自然万物是一物降一物,一物顺一物,万物之间互动、互利、互用、互生,构成了一幅原始自然生态图景,不仅为人类创造了可资利用的环境和条件,而且也给人类带来了欢乐和和谐,为人类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享受。

  再次,密洛陀创造了二十四位男女大神,不仅产生出人类后代子孙,连绵不绝地生存繁衍,而且产生出人类的族类首领和专司某一行为的神灵及其能工巧匠式的英雄。人类是作为一个群类而存在的,孤独的人是难以生存的,因而人类在创世之初也面临着孤独的威胁和恐惧。在第二章《造二十四位男女大神》中叙述道:

  洛陀总是天天愁闷/洛西总是夜夜忧烦/大地只有她一人/凡间只有她一人/千辛万苦无人体谅/形影孤单有谁相怜?

  基于人类所面临孤独苦恼和对群类的需要,密洛陀创造了二十四男女大神。这虽然是在叙述人类自身的“创世”过程,但实际上也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当时人受制于自然的情况下,只有使人成为类,使人类成为群体才有可能战胜自然,保护自身。当然至为重要的是这些各司其职的男女大神,有专管江河湖泊的,有专管造雨的,有专管造飞禽走兽的,有专管造五谷的,等等。他们均是创造之神,既创造了人类的财富,又创造了人类所需要的自然。因此,从密洛陀造二十四男女大神的真正目的来看,是为了使人类分工合作而更有利于创造自然、改造自然。直言之,密洛陀创造了能创造自然、改造自然的二十四男女大神。

  最后,密洛陀在创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自然。人类按自身需要和目的创造了自然。密洛陀创造了天地日月和宇宙万物,同时也因之创造了人类文化,创造了人类的价值标准和自然文化观。当人类以其自身的价值观去评价自然时,就会发现某些不适于或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自然因素,从而以人类的力量改造自然、改造世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祸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故事就表现了人类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斗志和精神。《密洛陀》创世史诗中也有“射太阳杀月亮”、“除兽妖”、“剿妖猴”、“灭虎精”、“杀熊精”等故事,其原因也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发为冲突而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时,人类依据其价值评价标准对自然进行改造。如在第十四章《射太阳杀月亮》中叙述道:

  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天上有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白天轮流烘烤/十二个月亮晚上轮番照耀/长空通红象被火烤/大地焦黑象遭火烧/是它们使万物求告/是它们使生灵哀号。

  显然,这是因为人类对于“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的热度难以忍受以及烈日危及到万物的生存,包括人类种植物生长的担忧,从而幻想和想像出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十二个月亮的违背人类意愿和需要的不正常自然现象。正如谢选骏在《中国神话》一书中指出的:“为什么神话总是假设人与日月的不正常关系?原来,‘多余的日月’这一灾难的物理功能在于毁灭人类,因此,它的神话功能是引出后面的那个正文,即人类克服了灾难,获取了再生。正因为多日多月与洪水同具灭绝人类的力量,故而隐藏在射日神话内层的再生复活力量也就透过它而显示出来。”⑧可见人类为了战胜炎热,创造了“射太阳、杀月亮”的故事:

  鼓声震撼长空/锣声传遍大地/洛陀在洛立观战/洛西在堞防指挥/千只虎豹向太阳扑去/万条毒蛇把月亮包围/虎豹把太阳一个个擒拿/毒蛇把月亮一个个咬伤/太阳被打得身受残/月亮被咬得身中毒/桑勒也赶快架上箭/桑勒宜赶忙张起弩/千箭没空放/万箭不虚发/射得太阳冒起了漫天红烟/射得月亮溅起了满天火星/红烟滚滚在天穹变成层层云霞/火星掉落在地面变成座座山崖/十一个太阳被射倒/十一个月亮被射穿。

  这种射日杀月的故事虽然在许多民族神话传说中都曾有过类似的叙述,但在布努瑶民族的叙述中,其特点在于太阳与月亮都曾是其民族始祖神密洛陀创造出来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物,但它们违背了人类的意愿而私自偷情从而生下多余的十一个太阳和十一个月亮,给人类造成灾难。只有当射杀了多余的十一个太阳和十一个月亮之后,剩下的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就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意愿了。这不仅将自然物拟人化,从而暗示出不利于生态平衡的自然物盲目发展的破坏性,而且充分展示了人类战胜自然灾害、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斗志和精神。自此之后,人类逐步走出了自然界,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也逐步树立起人类的意识、观念,充分表现了人类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人类才相对于自然而言具有文化性和人性;自然也因人类的行为而向自然文化生成,从而成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成为能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吻合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估标准的自然,成为被人化、被人所改造、所认识的自然。

  布努瑶民族也在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步生成自然文化观,一方面确立了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及其劳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进而充分发挥出人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确立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人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从而将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发掘自然中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意义的同时也努力发挥其文化的自然特征和自然意蕴,以此构成自然文化观的基础。

  因此,《密洛陀》民族创世史诗的意义不仅在于能使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人类和民族起源、发生、生成的途径和原因,追寻我们的最初家园和文化历史传统,而且在于能使我们反思人类现实处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寻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途径。布努瑶民族在原始文化生态中生成的自然文化观和最为原始、也最为自然的人类文化生存状态和表达方式,难道不能给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一点启示和警醒吗?难道我们今天不再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利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发展吗?

  注释:

  ①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布努瑶创世史诗《密洛陀》,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②王学谦《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5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③⑥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5页、第88页、第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④⑤蓝鸿恩《密洛陀?序言》,见《密洛陀》,第3页。

  ⑧谢选骏《中国神话》,第5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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